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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雨的高層炒股圈

內容導讀: 2018年8月,安徽省原副省長周春雨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檢方指控其涉嫌受賄、隱瞞境外存款、濫用職權、內幕交易。 作為安徽歷史上第7個落馬的副省長,周春雨的落馬,讓副省長成高危職業這句話在當地廣為流傳。 周春雨的仕途止步于49歲。年輕 大秘 本...

周春雨的高層炒股圈

2018年8月,安徽省原副省長周春雨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檢方指控其涉嫌受賄、隱瞞境外存款、濫用職權、內幕交易。

作為安徽歷史上第7個落馬的副省長,周春雨的落馬,讓“副省長成高危職業”這句話在當地廣為流傳。

周春雨的仕途止步于49歲。“年輕” “大秘” “本土派”曾是他的標簽,而他主政蚌埠時推行的棚改“蚌埠模式”,曾使他成為輿論焦點。他落馬后被曝出 “亦官亦商”、內幕交易、“拉關系、搞攀附”,又勾勒出了一個官員的負面肖像。

“大秘”的升遷

周春雨的仕途生涯起步于秘書崗位。1989年,從安徽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周春雨,進入合肥市委辦公廳秘書一處工作。

“長著一張娃娃臉、斯斯文文”,在合肥一位退休官員的記憶里,年輕的周春雨謙和內斂,低調又懂分寸,頗得領導賞識。

28年來,周春雨的仕途軌跡從未離開過家鄉安徽。成就他最年輕副省級官員的,是他引人關注的升遷速度。

從畢業后進入合肥市委辦公廳,周春雨用6年時間晉升副處級秘書。1995年,周春雨調入安徽省委辦公廳,用兩年時間邁入正處級。

在省市兩級辦公廳的10年任職經歷,讓他得以積累深厚的人脈資源。

2000年,頂著“大秘”光環的周春雨調入安徽省財政廳,任經濟建設處處長。兩年后,他升任安徽省財政廳副廳長。

一位熟悉當地政情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財政廳是安徽市長的“搖籃”,該省多位市長都有在財政廳工作的經歷,包括落馬的副省長陳樹隆、周春雨,都有在財政廳任職的經歷。他們大多數人在財政廳任職多年,較為典型的仕途軌跡,是由財政廳副廳長調至地市任副市長、市長,周春雨即是其中一例。

2007年,周春雨赴任馬鞍山市副市長,一年后轉正任市長。從副廳級晉級正廳級,周春雨用時7年。

2012年,周春雨迎來了仕途的重要節點,出任蚌埠市委書記。

一百年前京浦鐵路的開通運行,讓蚌埠成為一個鐵路交通樞紐,它也由一個小漁村變成安徽重要的工業基地。在計劃經濟時期,蚌埠主要經濟指標曾經與合肥并駕齊驅,有“合老大、蚌老二”之稱。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后,合肥、徐州、阜陽等附近城市交通樞紐地位上升,蚌埠優勢不在,在經濟發展上開始顯出疲態。

一位安徽當地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食品城”到“鋼鐵城”“商貿城”,再到“玻璃城”,城市發展戰略上的搖擺不定,讓蚌埠這座城市有些無所適從,發展的速度也受到影響。

周春雨主政后,提出要讓蚌埠“重振雄風”,“重返全省第一方陣”。在一次會議間隙,安徽省一位主要領導曾問周春雨關于“第一方陣”的定義,周春雨回答是“排進前五”,而這位領導給出的答案則是“至少前三”。彼時,蚌埠的經濟實力在安徽的第7位至第9位間徘徊,這讓周春雨倍感壓力。

相對于產業經濟的緩慢見效,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能在短時間內改變一個城市的面貌,而大拆大建也一度是地方主政官員搏政績的范式邏輯,周春雨也不例外。

走在蚌埠的街頭,感受最深的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和聳立的吊機。在當地人的記憶里,周春雨主政蚌埠留給他們的印記就是“鋪路、修橋、蓋大樓”。

自2013年開始,蚌埠的棚改和大建設進入高潮期。2013~2017年的棚戶區改造項目覆蓋整個市區,包含64個棚戶區拆遷、31個集中安置區以及相關配套的幼兒園、學校、公共設施建設等,全部項目拆遷面積約350萬平方米,還原房建設面積403.8萬平方米。

蚌埠在這幾年間的城建投入也水漲船高。投資額從2011年的107億元、2012年的181億元,到2013年突破200億元大關,此后一直高位運行。2014年蚌埠城建投資242億元,2015年達248億元,2016年約256億元。

而2013年~2016年,蚌埠市的財政收入依次為182.8億元、208.4億元、228億元、251.2億元,都趕不上當年的城建投資額。

蚌埠市財政局所作的該市《2016年全市政府一般債務情況的說明》顯示,截至2016年底,蚌埠全市政府債務余額為2613459萬元,接近安徽省政府給該市定的債務限額(2714007萬元)。

畸形政績觀

“蚌埠模式”成了周春雨最閃亮的名片。而硬幣的另一面,大規模棚改帶來的是當地房價虛高、拆遷安置滯后和貪腐的滋生。

貨幣化安置被認為是助推蚌埠房價上漲的因素之一。據公開報道,2016年,蚌埠計劃在15000戶棚戶區征收任務中,貨幣化安置的比例被要求在50%以上、爭取達到70%。

隨著蚌埠主城區的開發完畢,城區已幾無可供建設的閑置土地,加上棚改安置房項目建設周期長,使得蚌埠城區的樓盤常常供不應求。截至今年3月底,蚌埠住宅商品房,去化周期僅為4.4個月。

征遷使得當地一些人實現了一夜暴富的神話,而與之相對的,是不少人還在忍受安置滯后的苦楚。安徽省委巡視組2017年9月26日反饋的意見指出:蚌埠拆遷安置嚴重滯后,有28941戶未安置,其中超期過渡21661戶。

在這場大規模的造城運動中,巨大的利益誘惑,以及監管不到位,使得其中腐敗滋生。安徽省委巡視組在巡視意見中通報了蚌埠市住建委質量檢測中心等單位長期違規私設“小金庫”,津補貼名目繁多,僅征遷拆違獎項就有十多種。

同時,該市住建系統問題高發,建管局“前腐后繼”,“紅頂中介”壟斷監理市場。工程項目管理松散,項目招標管理無序,應招未招、明招暗定、串標圍標等問題較多。

在征地拆遷中貪腐嚴重,以權謀私、坐地生財、編造事由騙取補償款問題多發。據巡視意見披露,蚌埠經開區紀郭村原支部書記紀貴田利用職權,騙取拆遷補償款30萬元,并利用參加拆遷安置工作職務便利非法獲得188萬元補償款和2套安置房,領取所謂安置過渡費20萬元。

蚌埠快步急趕式的城市建設,可從側面一窺這個年輕書記對政績的渴望,巡視組曾批評其“政績觀嚴重畸形”。

成為一方主政者的周春雨,不復當年謙和低調的形象,他更多展現出強勢和專斷。在推進城市改造過程中,周春雨的工作思路是“強力推動”。

蚌埠市專門成立了城市大建設及棚戶區改造指揮部。棚戶區及舊住宅區改造由周春雨親自任指揮長,市長擔任第一副指揮長,各區及市直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高規格推進棚改。

而在日常工作中,周春雨習慣于“書記拿意見、會議走程序”,以“不扯皮、提高效率”為借口,“任性決策、違法決策、大權獨攬”,多數重大項目均由議事協調機構決定。造成“班子成員奉行明哲保身,黨委集體領導被架空”。

在壟斷干部任用初始提名權后,周春雨開始精心編制“小圈子”。“選人憑好惡、講關系,用人看‘背景’、重‘財’干。對領導身邊人‘高看一眼’,極力拉攏,為自己廣接‘天線’;大量使用熟悉領域的干部,有的部門‘人才輩出’,個別人三年內被連提兩級;對能為自己出‘政績’的‘厚愛一分’,阿諛奉承、言聽計從者成為‘紅人’,得以提拔重用。”

監委成立以來全國首個落馬的市級紀檢官員趙明偉,算是被周春雨“厚愛”的典型。

據安徽省紀委披露,周春雨在蚌埠任職期間,趙明偉極力攀附這座“靠山”。在擔任蚌埠市招標局、市公管局“一把手”期間,凡是周春雨關注的招標項目,他都“一路綠燈”,工程質量和招標價格一概不問。周春雨對他則是“時常表揚、年年表彰”。

炒股的圈子

周春雨落馬后,還被曝出涉及證券資本市場的內幕交易。

“周春雨可能是受陳樹隆案的牽連而落馬。”跟周春雨較為熟悉的一位當地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周春雨與陳樹隆交情不淺。周春雨主政蚌埠時期,在城市改造過程中,與分管財政、住房和城鄉建設的時任副省長陳樹隆多有配合,兩人經常在同一場合亮相。

兩人的落馬都涉及內幕交易。在陳樹隆一審中,公訴方指控陳樹隆在2009年至2015年,作為相關股票的內幕信息知情人員,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買入上述股票,累計成交金額共計人民幣1.21257411億元,非法獲利共計人民幣1.3746627億元;泄露內幕信息導致他人買入上述股票,累計成交金額共計人民幣3205.8285萬元,非法獲利共計人民幣3031.1731萬元。

而檢方指控周春雨作為相關股票內幕信息知情人員,在內幕信息尚未公開前,買入該股票,且情節特別嚴重。

《中國新聞周刊》調查發現,兩人所涉及的內幕交易,極有可能都與蕪湖的一家上市公司有關。陳樹隆在任蕪湖市委書記期間,與該公司關系密切,利用該公司的內幕信息獲利,并把這些信息分享給了周春雨。

該公司曾是安徽蕪湖一家給奇瑞汽車做配套的油箱生產企業,后來與一家做網頁游戲的公司“聯姻”上市。知情人士稱,兩者的聯姻本身就很“魔幻”。

2009年,該公司開始操作上市,不過證監會的審批進展緩慢。2010年秋季,陳樹隆借自己去北京出差的機會,帶上了該公司的負責人。蕪湖市政府駐京辦主任孫平負責全程接待。

孫平幫忙聯系了證監會的相關人員,安排該公司負責人與證監會人員在小南國飯店吃飯。之后,陳樹隆帶著該公司負責人到證監會拜會了有關部門負責人,并就相關事項進行了溝通,希望加速審批速度。

2011年,證監會批復同意該公司的上市申請,主營業務為汽車塑料燃油箱。

然而上市僅3年,該公司股份就成了“殼資源”。其首發募集項目投入的5.5億元資金,截至2013年末僅產生效益352萬余元。而根據其2013年年報,其17位高管的薪酬總額為562.56萬元。

2013年下半年,該公司謀劃收購上海一家游戲網絡科技公司股權,進行資產重組,將重組方案上報證監會審批。據2013年10月該公司公布的重組方案,公司擬溢價26倍、以19.2億元收購上海這家公司60%的股權。

據當時媒體的報道,此次重組完全達到借殼上市的標準。這家上海公司60%股東權益評估值為19.27億元,占這家蕪湖公司2012年經審計資產總額的233.96%;2012年,上海公司的營業收入為5.87億元,占蕪湖公司2012年營業收入的比例達190.02%。重組方案實施后,上海方主要高管的持股比例分別達到22.82%、20.88%,超過蕪湖公司控股股東30.86%的持股比例。

2014年3月,證監會不予核準該重組方案。否決原因是,申請材料中關于上海和蕪湖兩家公司之間是否構成一致行動人的認定,不符合《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83條的規定。

此時,孫平幫助蕪湖公司與證監會積極聯系溝通。2014年5月,證監會有條件通過了重組方案,但遲遲未下發批復。孫平聯系到證監會一位高層,請其關心批復進展情況,并傳遞有關信息。2014年11月,證監會下發了同意重組的批復。

2014年12月和2015年12月,完成定增后的蕪湖公司分別收購了上海公司60%和40%的股份,收購總價近50億元。當時上海公司的資產總額,遠超蕪湖公司。這波操作被外界解讀為“類借殼”,之所以分兩次收購,也是為了避免觸發證監會的借殼審查。

成功規避借殼上市審查,蕪湖公司搖身一變成為游戲概念股,股價一飛沖天。2015年5月5日起連續8個漲停板,將其股價拉到126.47元。

這場上市交易對雙方是雙贏。上海公司為上市公司貢獻了九成營收利潤,推高股價令公司市值暴增,這家公司也借殼蕪湖公司完成資產證券化,兩家公司的主要高管,一躍進入中國富豪榜名單。

而作為主要資本方的一家基金,在2015年年中股價沖到歷史高位后開始大量減持,2016年初獲得暴利后悄然離場。

而陳樹隆的一位前秘書,與這家基金關系密切,曾經做過該基金的董事長。其在安徽省資本市場上長袖善舞,陳樹隆是背后的支持者,也是獲益者。而作為與陳樹隆關系密切的官員,周春雨也是這個圈子里的人,很多人說他“把錢放在陳樹隆那炒股”。

這家基金的這種“精準操作”,并非第一次上演。2012年11月26日,酒鬼酒連續兩次跌停,這家基金卻在酒鬼酒塑化劑事件爆發之前精準逃頂,備受外界質疑。

酒鬼酒是當年少見的幾只大牛股之一,價從年初的22.10元,一路飆漲至最高時的61.45元,重倉者因此賺得盆滿缽滿。該基金連續兩個季度買入880.43萬股,一舉成為第一大流通股股東。到了第三季度,該基金將其所持的880.43萬股全部減持。在此期間,酒鬼酒的成交均價已高達52.75元,這家基金僅在這只股票上就成功獲利近2億元。

這場股市資本狂歡后,前述蕪湖公司高層“拿錢走人”,累計減持股份5115萬股,合計9.28億元。而游走在企業與資本市場監管者之間的掮客孫平,善于操盤股票的陳樹隆的前秘書,慣用老鼠倉以國有資金坐莊的同時自己私下買入的“股神副省長”陳樹隆,以及與陳樹隆關系密切的周春雨盡皆落馬。

翻開近兩年安徽的反腐成績單,楊振超、陳樹隆、周春雨、張慶軍、楊敬農等本土派官員讓人印象深刻。他們的仕途軌跡都未曾離開過安徽,他們深耕一地,積累了豐富的人脈和資源,也構筑了畸形的政治生態。

周春雨在懺悔書中說要凈化用人之風,“對那些拉關系、搞攀附、接天線、抱大腿的堅決摒棄”。他在懺悔書中說“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形成硬性交流制度”。“我既是安徽政治生態破壞者,也是安徽政治生態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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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簽: 周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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